時局轉換的樞紐------西安事變

1935年9月，張學良奉蔣介石之命，率領東北軍由鄂豫皖地區來陜甘地區“圍剿”紅軍，任西北“剿匪”總部副總司令，代行總司令職權。從9月到11月，在不足3個月的時間里，東北軍與紅軍在勞山、榆林橋、直羅鎮的交戰中，連續被消滅近三個主力師，南京政府不但不給予補充，反而取消了被殲滅師的番號。這個事實深深觸動了張學良，他開始通過多種渠道與共產黨聯絡，尋求解國難、報家仇的新出路。?

　　鑒于張學良和東北軍所處的特殊地位以及廣大官兵要求抗日的情況，中國共產黨從瓦窯堡會議后就開始了爭取東北軍的工作。經過一段時間的接觸和了解，?1936年4月9日晚，中共派周恩來、李克農以及劉鼎為代表，與張學良、王以哲在延安城內天主教堂舉行會談。會談中，張學良表示完全同意中共“停止內戰，一致抗日”的主張，并提出可“聯蔣抗日”的建議。

　　在爭取張學良抗日的同時，中國共產黨進一步加強了對楊虎城及十七路?軍的說服和爭取工作。1935年12月初，汪鋒帶著毛澤東、彭德懷給楊虎城的信到西安與楊虎城聯系。楊虎城對毛澤東信中提出的西北大聯合、共同抗日?的主張表示同意。1936年8月26日，毛澤東的秘書張文彬持毛澤東給楊虎城?的信由陜北到達西安。9月上旬，楊虎城會見張文彬，雙方達成合作抗日的口頭協議。

　　在這期間，中共中央還在張學良、楊虎城之間進行工作，促使他們團結合作。經過多方努力，張、楊開始了日趨密切的合作。

　　正當紅軍與東北軍、十七路軍實行停戰、合作抗日，逐步形成“三位一?體”的大聯合局面時，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南京政府卻置民族危亡于不顧，繼續調遣重兵入陜，逼迫張學良、楊虎城“剿共”。1936年10月22日，蔣介石來到西安，分別召見張學良、楊虎城，宣布進一步“剿共”的計劃，遭到?張、楊的反對。接著，蔣介石又以避壽為名去洛陽，積極進行內戰準備，并于10月31日頒布了對紅軍的總攻擊令。12月4日，蔣介石再度來到西安，住在臨潼華清池。蔣介石分別召見東北軍、西北軍師以上將領講話，要他們服從命令，徹底“剿共”。12月7日，張學良到華清池面見蔣介石，苦諫蔣介石抗日，遭到拒絕。12月8日，楊虎城也去勸說蔣介石停止“剿共”，同樣遭到拒絕。

西安事變期間的周恩來、葉劍英、秦邦憲

　　12月9日，西安萬名學生舉行紀念“一二·九”運動一周年大會，旋即奔?赴臨潼向蔣介石請愿，要求停止內戰，一致抗日。蔣介石嚴令張、楊對游行學生格殺勿論。?至此，張、楊深切認識?到，“勸諫”已經不能?改變蔣介石的主張和決?心，除了發動“兵諫”?外，別無出路。

　　12月12日凌晨，在張學良、楊虎城的共?同指揮下，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分別在臨潼和西安行動。東北軍一部迅速包圍華清池，扣留了蔣介石;十七路軍在西安解除了中央憲兵第二團、公安局、別動大隊和駐西安的中央零散部隊武裝，并在西京招待所拘禁了隨蔣介石來陜的國民黨軍政大員陳誠、蔣鼎文、衛立煌、?蔣作賓、朱紹良、陳繼承等十余人。同日，張學良、楊虎城以及所屬高級將領向全國發出通電，說明發動事變的原委，提出八項主張。張學良也于當夜致電中共，毛澤東、周恩來當即復電，表示擬派周恩來前往西安共商大計。

　　面對西安事變后錯綜復雜的局面，中國共產黨審時度勢，從民族大義出?發，確定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，并決定派周恩來、秦邦憲、葉劍英等?人為中共代表，前往西安參加談判，同時通電全國，表明中國共產黨和平解?決西安事變的立場。隨后，一系列斡旋活動緊鑼密鼓地展開。

　　12月23日、24日，張學良代表東北軍，楊虎城代表十七路軍，周恩來代?表中共和紅軍，宋子文、宋美齡代表蔣介石，在西安城內張學良公館舉行談?判，雙方達成六項協議。隨后，蔣介石在張學良的陪同下回到南京，西安事?變和平解決。　?

　　至此，國共兩黨對峙的內戰局面基本結束，國內和平初步實現。西安事?變的和平解決，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，為國共兩黨再度合作創造了條件。(刊載于?2011?年?5?月?19?日?《陜西日報》)